vendredi 18 août 2006
柳州地区文革概况
从全面发动到大动乱
1966年5月30日，柳州地委书记王杞桓向地直机关干部职工作《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报告。6月7日，成立地委文化革命小组。22日，召开地直机关干部大会，批判所谓“邓拓黑帮的罪行”。6月中旬，地委指定柳州专区文工团作为地直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派出工作组进驻文工团。工作组进驻后，文工团的干部职工对工作组的做法有意见，贴出大字报批评，有13人被诬为“反革命”，“牛鬼蛇神”。6月30日，在三江县参加“四清”运动的中央民院师生要求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没有得到批准，师生写大字报揭发“四清”县团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四清”县团部静坐绝食，冲击团部，县团将此定为反革命事件，这就是轰动南宁、柳州的“三江事件”。7、8月间，专区各县按照“四清”运动的布置，结合“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利用署假集训 9600多各中小学教师。在集训期间，有400多人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牛鬼蛇神”、“黑帮分子”等罪名，受到批斗。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决定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1月，地委文化革命小组根据中共中央1966 年10月5日紧急指示和11月16日的补充规定，给 前段因批评领导和工作组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 分子”、“牛鬼蛇神”的干部职工平反。12月，地委学习和贯彻《区党委对处理三江问题的初步检查和解 决三江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王杞桓、陈泳代表地委检讨处理三江问题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从此，柳州专区“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开展阶段。各中小学校普遍成立红卫兵、红小兵组织，他们 走上街头，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新习惯），涂改路名，抄家焚书，破坏文物古迹。10月以后，各级党政部门也相继受到冲击，形形色色的大字报贴满机关、学校、街道；各种造反组织纷纷成立。1967年1月14日～24日，地专机关群众组织分别召开“揭发批判地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罪行”和“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把所有被批斗的地委书记、常委、部长挂牌游街。此后，又出现大串连高潮和向政府要钱、要粮、要物的“经济主义”歪风；大搞“红海洋”运动；使国家经济受到很大损失。
1967 年初，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策划的上海夺权即所谓“一月风暴”刮到柳州。由地专机关部分群众组织联合，首先于1月25日夺了地委、行署大权。在此影响下，各县、各单位群众组织纷纷夺了本单位的权，使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至基层组织，全部陷于瘫痪。中共中央鉴于这种情况，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进行三支(支工、支农、支左)两军(军管、军训)。3月14日．柳州军分区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维持经济工作的正常进行。2月 17日，柳州军分区发表《坚决支持柳州地专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战斗兵团“1·25”夺权》的声明。4月18日，驻柳州部队支左办公室和柳州军分区又联合表态支持“1．25”夺权。“1·25"夺权以后，柳州专区群众组织围绕“1．25”夺权和支持谁的问题，逐步分裂成为“柳州地专无产阶级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简称“地专联司”)和“柳州造反大军地专总部”(简称“地专总部”)对立的两大派组织。从“1．25”夺权到4月底止，地专联司组织揭发公布了67个所谓“走资派”材料，把部份地委、行署领导当作“走资派”进行批斗，召开10次大型批斗会，战线批斗32次，单位批斗178次。
在林彪、江青“打倒一切”、“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柳州专区两大派之间的斗争逐步升级，由文斗发展到武斗，从棍棒石头，发展到真枪真炮。使工厂停工，商店关门，交通中断。周恩来总理为了制止广西事态发展，先后7次接见广西两派群众组织代表，经过耐心的教育说服，两派才勉强达成大联合的协议，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广西问题的决定》、《广西两派大联合协议》。柳州地专两派也达成了大联合协议。3月至4月，柳州专区所属11个县有10个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地专各单位也成立革命领导小组。
但是，由于派旗不倒、组织尚存，冲突仍旧此起彼伏。1968年2月16日，“地专联司”、“柳州联指工交兵团”和“象州联指"300多名武斗人员支援“融安联指”，攻打被融安造反大军占领的东圩、铜鼓桥、直属粮库，打死23人。4月20日，“柳州造反大军”拦截柳江洛满三代会汽车，抢走车上全部现金和枪支弹药，打死1人，打伤12人。此后，两派各自设立据点，筹集武器，基本形成以柳江河为界，“造反大军”占据河南，“联指”占据河北的对峙局面。5月21 日。“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抢夺军列8个车皮的子弹1700多万发。25日又夺走前来收缴被抢物资部队的枪支700多支，扬言要在6月20日拿下河北。与此同时，“地专联司”、“柳州联指”和柳江、柳城、武宣、来宾、鹿寨、象州等县人武部在象州县石龙镇召开“联防会”，布置迅速组织各县民兵进入柳州市围剿“造反大军”，决心“收复河南”，把“造反大军消灭光”。大规模的武斗，使柳州地、市、县许多机关、街道、商店、民房被炸毁、焚烧，铁路运输一再中断。中共中央三令五申，亦未能制止。
1968 年5月28日至6月4日，柳州军分区在柳州饭店召开各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第一次会议。会议认为，“5．21"抢军列物资和“5．25"抢解放军武器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是阶级敌人策划的，对这些“阶级敌人”必须实行坚决镇压。并提出：①发动群众去专政，对敌人不能手软。②没有枪杆子不行，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不要等出了问题才动手。会议总结报告中强调：“要向阶级敌人发动持久的猛烈进攻。”“各级领导干部要克服两怕(怕打击敌人，怕群众运动过头)、一松(松懈情绪)的右倾保守思想，这是狠抓阶级斗争的关键。”并具体部署：“①要刮十二级台风，要专坏人的政，大小会斗，搞展览、游街示众等。②要建立人民纠察队，纠察队的任务是设哨卡、清查坏人，对坏人专政”。会后，各县分别召开会议传达贯彻。
7 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广西问题的《七．三布告》。强令两派停止武斗；保证铁路运输畅通；交回抢夺的援越物资和枪支弹药．外地人员立即返回单位；惩办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七．三布告》下达后，民兵进攻柳州市计划停止，各自退回本县，大部分地方武斗停息。按照军分区召开的会议和《七．三布告》的精神，全专区掀起了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的高潮，造成了乱批、乱斗、乱杀人的严重后果。据各县 1983年“处遗”时统计，全地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死和迫害致死的有9000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在军分区召开各县革委会主任第一次会议之后，地区革委会成立之前造成的。
上述两年大动乱，使国家和人民财产受到严重损失。特别是在发生大规模武斗的地方，工厂停工，商店关门，交通中断，房屋被毁，损失惨重。柳州专区1966 年工业总产值9234万元，1968年4246万元，比1966年下降117．47％。铁路客运量1966年59万人，1968年35万人，比1966年下降68．57％。铁路货物运输量1966年124万吨公里，1968年62万吨公里，比1966年下降62．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66年 13208万元，1968年10077万元，比1966年下降31．07％。
斗、批、改
1968 年8月20日，柳州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专区革委会成立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文化大革命”运动转入“斗、批、改”阶段。9月1日，专区革委会首先在柳城县举办千多人参加的斗、批、改学习班，大小会多次批斗王杞桓等8人。9月20日，专区革委成立斗、批、改领导小组。接着专区革委决定把王杞桓定为 “走资派”并上报区革委会，并组织专门批斗王杞桓的批斗小组，整理成《批倒批臭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杞桓》的材料。10月18日，立案审查 30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儿月儿日，决定对王杞桓、陈泳、金宝生等20多名地委、行署领导实行监护审查。11月25日，地、市、柳铁三家联合分别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杞桓、梁山、张炎等地、市、柳铁领导干部。12月24日，将地专直属各战线审查的200多名领导干部统一集中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审查。 1968～1975年全专区共有1239名领导干部被当作“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关进监狱或“牛棚”(即“牛鬼蛇神” 集中住处)。
与此同时，大搞“清理阶级队伍”。柳州地下党也被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列入“大案”、“要案”进行全面审查。1969年5月29日，地区“101” 专案调查组，拟定《关于“101”专案的调查方案》(“101"是审查地下党组织专案的代号)，这个方案由专区革委会第三办公室转发各县，此后，各县对地下党进行审查。象州县把247名中共党员和游击队员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其中32人被打致伤致残，有的被开除党籍、公职。
1968 年10月21日，专区革委会和柳州军分区联合发布《关于广西四．二二造反大军的“大巷农总武卫连”、“斗私批修兵团”、“广西四．二二融安青年近卫军”反革命罪行》第l号公告。使一大批干部群众遭到残酷的迫害，造成了严重后果。10月23日，地专革委统计，到9月底止，依靠群众向阶级敌人进攻，揪斗“牛鬼蛇神"21682人。
1970年2月5日，在全专区开展“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成立“二．五”办公室。对地专机关40多名受审查的领导干部进行抄家。
1970～1976年，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全地区清查“五．一六”重点单位11个，立案审查87人(其中地直机关47人)。在清查中，被审查对象一切行动受到限制，甚至刑讯逼供和摧残，逼使1人自杀，3人神经失常。
批修批资总体战
1971 年1月14日，专区革委召开第八次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的决定》。号召全专区学习大寨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 1974年12月24日，地委邀请陈永贵、郭凤莲等到柳州作报告。决定学大寨要大批促大干，大打总体战，歼灭战。1975年5月，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分批赴大寨参观学习，把大寨整套“左”的做法照搬过来，将批判资本主义推向新的高潮。地委在学大寨，大打“批修批资总体战”中，采取了一系列堵“资本主义道路” 的措施。如规定不准自留地商品化；不准私人搞运输捞钱；不准外出搞野马副业；粮食、油料、食糖、烤烟、黄红麻、木材等农副产品，一律不准进入集市贸易；所有农村集市，一律改为每星期一圩；生产队要“以粮为纲”，以种养为主，不能“以钱为纲”搞自由种植，搞副业赚钱等等。各地根据上述规定，“割资本主义尾巴”，“挖修正主义根子”，使农村经济生活发生了混乱。金秀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搞“以粮为纲”，全县毁林开荒造田造地3133公顷，破坏了水土保持和森林资源。地委工作队在鹿寨县江口街发现陈大养母猪、母鸡、母鸭、母狗、母兔100多只，当作资本主义暴发户“百母之家”的典型进行批判斗争，逼迫陈大将“百母”全部卖给国家。
1976年6月，地委又把“批修批资总体战”同“反击右倾翻案风”结合起来，坚持城乡一起搞，党内外一起搞，上下左右一起搞，把“总体战”的错误推向更加严重的地步。在总体战中，全专区批斗了所谓“热衷于搞资本主义”的干部群众达6000多人。
出处：http://www.lbsdj.com/history/Print.asp?ArticleID=6364
1968，血与火的南宁城
二舅一生命运坎坷。他最为悲惨的莫过于文革时的经历了。
在这之前，我的亲人都是远离政治的普通市民，可是这场运动，裹挟着可怕的洪流，滚滚而来，没有人能够逃脱得掉这场劫难。
我那时尚未出世，很多是听母亲叙述的。
“联指”和“四二二”是当时两个不同政治观点的派别，而南宁，也象全国各地一样，先是进行了大规模的辩论，继而发展成可怕的武斗，动用了机枪、坦克，在南宁这个巴掌大的小城里上演了一场真实的战争。
1968年8月，“四二二”被“联指”包围在解放路一带，被迫缴械投降。大批的居民举着双手被押解出来，甚至伏在母亲背上的一两岁的孩子也知道把双手举过头作投降状。当天，“四二二”的广播员、成员共二十六人，被押到现在的广州照相馆门口，全部用机枪扫射死。父亲因为到处寻找二舅，亲眼目睹了这一幕。“还有几个是很年轻的姑娘啊”，父亲现在还念叨着。
这批老老小小，包括婴儿和老人在内的“反革命”，当晚被送到二中的教室里关押起来。二舅便是其中一员，他利用口袋里的一张外地来南宁的介绍信，逃出了二中大门。夜幕中，二舅低着头，一路小跑到了附近的市第一医院，闪身进了厕所，脱掉了外套，挂在门背后，找来一只口罩戴上，然后跑到了二中后门现在叫“阳光公寓”的地方寻找我母亲。那时我家刚搬到这里，二舅还不曾来过，他向一个坐在门口纳凉的老人问路。也许是苍天有眼，他问的那个老人正是我的奶奶！奶奶定睛一看，这不是二舅吗？
就这样，二舅暂时脱离了危险。但是明天，又是一个更危险的白天，所以二舅必须离开南宁。经过商讨，大家一致决定把二舅送去北京，北京因为不赞成武斗，被全国“四二二”看成是最安全的地方。
二舅的出逃，仿佛一幕惊险剧。母亲讲述这段往事时，语气中还透着紧张。
为了阻止“四二二”前往北京告状，“联指”在往北京去的列车上布下重兵进行盘查。从南宁去北京是不可能的了，父亲想起了有一个叔伯兄弟在湛江火车站卖票，于是，即将临盆的母亲陪二舅连夜上了开往湛江的火车。父亲的堂兄，找了一张介绍信，替二舅买到了一张开往北京的火车票。因是外地人，二舅得以顺利到达北京。
就在二舅逃出南宁的这一天，被关押在二中的反革命，绝大多数被一个接一个用麻绳拴着，一车车拉到邕江边用机枪射死！足足三天，邕江河畔枪声不断。那几天，河上漂满了尸体，江水全都染成了红色，西津水电站连夜开闸，好多天过去，仍有源源不断的尸体向下游冲去。一具具尸体从上游一直漂到港澳地区，港澳的报纸惊呼：“广西武斗造成人员大量伤亡，尸体漂至大海……”，一时震动世界。
大舅的一个儿子，我的从未谋面的十五岁的表哥，也在那晚魂断邕江。现在青龙岗上埋藏的只是他的衣冠冢。在这场惨烈的运动中，多少父母失去了儿女，又有多少孩子一夜之间变成了孤儿。
没有被俘的“四二二”成员和家属共三千多人（有说七千人），躲进了地下人防工事。那年头美帝国主义正在轰炸越南，南宁是革命大后方的最前线，因此市里修建了不少人防工事，人防工事易守难攻，可谓一夫当关，万人莫敌，军队和联指一时无法攻入。
8月，正是南方的暴雨季节，南宁下起大雨来。据说上游雨下得更大，邕江水位看涨。但住在江边，邕江水哪年不涨几回？谁也没把它当回事。可1968年的大水却邪门，一夜之间竞把南宁城除了公园里的古炮台外都给淹了。坚守在地下的反对派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北京“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派人来救他们一命。他们拍过明码电报，派人突围上京紧急告状。但亲爱的“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对此置之不理……。几天后大水退了，解放军从地下人防工事里清理出许许多多发臭的尸体。南宁市武斗到此宣告结束。
后记： 1979年，广西第四届人大好不容易召开了，大会其间从某地农村赶来了的一位不速之客，给大会提供的一份爆炸性的材料，揭示了六八年南宁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的源头。来人是复员的前解放军某部工兵排排长，七三布告后的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他奉命率领工兵排在邕江上游炸毁了一座大水库的拦水大坝。当时他并不知道为什么要炸坝。（值得一提是邕江下游还有一座低水头的西津水电站。）大会文件发到代表手中，一个个看的目瞪口呆，大会要求严格保密。与此事有牵连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员刘重桂因此下了台。
出处：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431650&page=1
817南百抗议
时间：2006年8月17日，下午4点至晚上9：30
地点：熙熙攘攘的南宁市中心——南宁百货大楼
事件：南百工人罢工
提要： 资产数亿，有50年历史的国有大型企业——南宁市百货大楼，被南宁市政府以
未知价格买给私人之际，南百近千名职工为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举行了罢工。晚上8：00后，约300名由公安、防暴警察和警校学员组成的警察部队冲进了百货大楼，用当年公民党对付游行群众的暴力方式驱散了罢工人群。数人被抓上警车，近10人因受伤较重被工友送去了附近医院。
背景： 2006年6月26日，《南宁市沛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与深圳市亚奥数码有限公司关于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股股份转让合同》签定，转让方——南宁市人民政府，受让方——深圳市亚奥数码有限公司。转让所有国有股，即24.62% ，转让款7200万元，而受让方的注册资金仅为5000万元。
转让方对职工们承诺：转让后，职工身份不变、劳动关系不变、离退休职工待遇不变——即三个不变。而如今看来，企业由国有变私有、劳动合同必须变更、受让方否认“三不变”承诺，足以说明“三不变”只是蒙蔽广大职工的把戏。
转让方相继拿出了4份没有署名，没有日期和落款，并且违反国家相应政策的职工安置方案交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但一直未能通过。
事件： 在上述的背景下，转让方于8月17日把职工代表用车拉到了早已预定的大王滩度假山庄，准备用两天时间强迫代表大会通过他们的职工安置方案。而这个消息也早已在其他职工之间传开。
下午4:30分，在职工代表抵达大王滩度假山庄后，几乎所有的职工都聚集到了他们每天辛勤劳作的南宁百货大楼，与当班的工友们一起开始了静坐罢工。他们停止了正常的营业，对顾客说明此次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的原由，并等待顾客陆续离去。
下午4:30，公安开始在南宁百货大楼门前集结。
下午5:00，被带到大王滩度假山庄的职工代表回到南宁市，回到南宁百货大楼静坐罢工的工友队伍中。
下午5:30，防暴队和警校学员集结完毕，把所有的出入口全部封闭，与里面的静坐职工形成对峙。
晚上8:00，他们开始驱散围观群众，并阻止拍照、录象。
晚上8:30，约300名由公安、防暴警察和警校学员组成的警察部队冲进了百货大楼，用当年公民党对付游行群众的暴力方式驱散了罢工人群（由于某些原因，细节不便说明）。期间数人被抓上警车，近10人因受伤较重被工友送去了附近医院。
整个静坐罢工过程中，职工们没有使用任何暴力，没有损坏任何公物。职工们的这次无奈之举，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是为了今后的生活能多一点希望。
（南百维权工会通稿）
dimanche 30 juillet 2006
马克思评蒲鲁东《贫困的哲学》
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安年科夫先生：
如果不是我的书商拖到上星期才把蒲鲁东先生的著作《贫困的哲学》给我寄来，那您早就接到我对您11月1日来信的回信了。为了能够立即把我的意见告诉您，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把这本书浏览了一遍。由于读得很仓促，我不能深入细节，而只能对您谈谈这本书给我的一般印象。假如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在下一封信里来谈谈细节。
我必须坦白地对您说，我认为它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您自己在来信里对蒲鲁东先生在这一杂乱无章而妄自尊大的著作中所炫耀的“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1]曾经取笑了一番，但是您认为哲学之毒并没有感染他的经济学论述。我也丝毫不把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论述中的错误归咎于他的哲学。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engrènement]——如果用蒲鲁东先生像借用其他许多东西那样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这个名词来表示的话——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
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谈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认为它永无谬误，认为它永远等于它自身，认为只要正确地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呢？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
他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开这个哑谜的钥匙。蒲鲁东先生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发现进步是在历史中实现的。最后，他发现，人们作为个人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但是，蒲鲁东先生既然承认自己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他在使用普遍理性、上帝等等响亮的字眼时就承认了这一点——，岂不是含蓄地和必然地承认他不能理解经济发展吗？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业。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各种规则的保护下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于是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这些形式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这正是蒲鲁东先生没有理解、尤其是没有证明的。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17、18和19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词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着花很多力量就可以向您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
蒲鲁东先生的书一开头就论述价值，论述他的这个拿手好戏。我这次不来分析他书中的这些论述。
永恒理性的一系列经济进化是从分工开始的。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难道等级制度不是某种分工吗？难道行会制度不是另一种分工吗？难道在英国开始于17世纪中叶而结束于18世纪末叶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分工不是又和现代大工业中的分工截然不同吗？
蒲鲁东先生离开真理这样遥远，竟然忘记了连普通经济学家都会做的事情。他谈分工时，竟没有感到必须谈世界市场。真行！难道14世纪和15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17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
但是还不止于此。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难道这一切不是一定要随着分工的改变而改变吗？
蒲鲁东先生竟如此不懂得分工问题，甚至没有提到例如在德国从9—12世纪发生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样，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这种分离必然成为永恒的规律，因为他既不知道这种分离的来源，也不知道这种分离的发展。他在他的整本书中都这样论述，仿佛这个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直会存在到世界末日似的。蒲鲁东先生就分工问题所说的一切，最多不过是亚当·斯密和其他成百上千的人在他以前说过的东西的归纳，并且是个很表面、很不完备的归纳。
第二个进化是机器。在蒲鲁东先生那里，分工和机器间的联系是十分神秘的。每一种分工都有其特殊的生产工具。例如，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人们并不是一切工作都用双手来做。他们已经有了工具，而且是很复杂的工具，如车床、帆船、杠杆等等。
由此可见，把机器的产生看作一般分工的结果，是再可笑不过了。
我再顺便指出一点：蒲鲁东先生由于不懂得机器产生的历史，就更不懂得机器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在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时期——以前，消费的需求一般说来比生产增长得快，机器的发展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从1825年起，机器的发明和运用只是雇主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而这一点也适用于英国。至于欧洲各国，那么迫使它们使用机器的，是英国在它们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最后，在北美，机器的引进既由于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也由于人手不够，即由于北美的人口和工业上的需求不相称。根据这些事实您就可以得出结论：蒲鲁东先生把竞争这个鬼怪召来当作第三个进化，当作机器的反题，是表现得多么明达呵！
最后，把机器说成一种同分工、竞争、信贷等等并列的经济范畴，这根本就是极其荒谬的。
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像拉犁的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
当蒲鲁东先生按照这里列举的次序在自己的头脑中发展出竞争、垄断、税收或警察、贸易平衡、信贷和所有制的时候，他真是在大显身手。在英国，几乎全部信贷事业都在机器发明以前的18世纪初就发展起来了。公债不过是增加税收和满足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所造成的新需要的一种新方式。
最后，所有制形成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蒲鲁东先生的分工和所有其他范畴都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东西；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另一时代的所有制，封建所有制，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蒲鲁东先生把所有制规定为独立的关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纽带，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
因此，为了说明发展，蒲鲁东先生不得不求救于虚构。他想象分工、信贷、机器等等都是为他的固定观念即平等观念而发明出来的。他的说明是极其天真的。这些东西都是特意为了平等而发明出来的，但是不幸它们掉过头来反对平等了。这就是他的全部论断。换句话说，他作出一种主观随意的假设，而因为实际发展进程和他的虚构每一步都是矛盾的，他就作出结论说，这里存在着矛盾。他对我们隐瞒了一点，这就是矛盾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这样，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作实在的、暂时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已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在这里，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的确陷入了严重的智力上的痉挛。既然所有这些经济范畴都是从上帝的心里流出来的东西，既然它们是人们的隐蔽的和永恒的生命，那么为什么：第一，有发展存在；第二，蒲鲁东先生不是一个保守分子？他认为这些明显的矛盾是由于有一整串对抗存在。
现在我们举个例子来阐明这一串对抗。
垄断是好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因而是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东西。竞争是好东西，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但是，不好的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不好的是垄断和竞争在相互吞并。该怎么办呢？因为上帝的这两个永恒思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蒲鲁东先生就以为上帝的心怀里同样有这两个思想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垄断的祸害被竞争所抵消，而竞争的祸害则由垄断所抵销。两个观念互相斗争所引起的最终结果，将仅仅使它们的好的方面表露出来。应该从上帝那里夺取这个秘密的思想，然后加以运用，于是就万事大吉了。应该发现这个深藏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里面的综合公式。而蒲鲁东先生毫不犹豫地以发现者的身分出现了。
但是，请稍稍看一下现实生活吧。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您不仅可以看到竞争和垄断，而且可以看到它们的综合，这个综合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竞争，竞争产生垄断。但是，这个方程式远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能消除现代状况的困难，反而会造成更困难、更混乱的状况。因此，如果改变现代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消灭现代的生产方式，那就不仅会消灭竞争、垄断以及它们的对抗，而且还会消灭它们的统一、它们的综合，亦即消灭使竞争和垄断达到真正平衡的运动。
现在我给您举一个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的例子。
自由和奴隶制形成一种对抗。我没有必要谈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至于奴隶制，那么它的坏的方面就不必去说了。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奴隶制的好的方面。这里所说的，不是间接奴隶制，即对无产者的奴役。这里所说的，是直接奴隶制，即在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
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枢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混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但是，让奴隶制消失，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可见，正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奴隶制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在各个民族中存在。现代各民族善于在本国把奴隶制如何掩饰起来，而在新大陆则公开地推行它。这样思考过奴隶制以后，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又将怎么办呢？他会寻找自由和奴隶制的综合，寻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
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了解这么点东西确是一个大功劳！可是，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性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刚刚相反，抽象、范畴是始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就本身来说，即把它们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不动的。它不过是一种纯理性的存在，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
这样，当作范畴来看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说来，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的公式。
换个方式说：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市民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综合，寻求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其实，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即如果把它们看作抽象的观念，是生活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它们在实践中还得大加改善。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性的和暂时的方式，也正像封建方式的情况一样。他们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可能的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人不再是资产者。
所以，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变革现代世界的历史运动，对他来说不过是要发现两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的平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个机灵的家伙就借用他的敏锐感觉来发现上帝的隐秘思想，发现两个孤立思想的统一，而这两个思想所以是孤立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把它们从实际生活中孤立出来，把它们从现代生产即作为这两个思想所表现的种种现实的结合物的现代生产中孤立出来。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总之，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可见，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您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运动。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范畴必须改变，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
蒲鲁东先生一心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完全像一个空论的政治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作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作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而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建立在现代运动的基础上，在这个运动中，各个力量时而取胜时而失败。例如，在18世纪，许多平庸的人物都曾努力发现一个真正的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议会等等平衡起来，而第二天早晨就无论国王、议会或贵族都消失了。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体制的对抗的基础。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以许多形式重复表现出来的二元论。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对抗不过是表明蒲鲁东先生不能了解他所神化了的各种范畴的世俗的起源和平凡的历史罢了。
我的信已经太长了，所以我不能谈到蒲鲁东先生对共产主义的可笑的责难。暂时您会承认：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
只有一点我完全同意蒲鲁东先生，这就是他对社会主义温情的厌恶。在他以前，我因嘲笑那种绵羊般的、温情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招致许多敌视。但是，蒲鲁东先生用他的小资产者的温情（我指的是他关于家庭生活、关于夫妻恩爱的空谈及其一切庸俗议论）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温情（这种温情在譬如傅立叶那里要比我们的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大言不惭的庸俗议论高深得多呢）时，岂不是给自己造成一些奇怪的幻想？他本人感到自己的论据异常空洞，感到完全无力谈论这一切东西，甚至突然忘形地恼怒起来，表示高尚的愤激，嚎叫，发疯发狂，肆口漫骂，指天画日，赌咒发誓，捶胸拍案，满口吹嘘说他丝毫没有沾染社会主义的龌龊！他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温情或他所视为温情的东西加以批评。他像一个圣徒，像一个教皇，无情地惩戒可怜的罪人，竭力颂扬小资产阶级以及那种小气的爱情的和宗法的家庭幻想。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迫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骄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在理论中表现出他在实践中的面目，而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一切正在准备中的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
我本来很想随信把我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2]寄给您，但是直到现在，我既未能出版这本书，也未能出版我曾在布鲁塞尔向您说过的对德国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那篇批判[3]。您很难想象，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与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利益攸关的出版商。至于我们自己的党，那么它不仅很贫困，而且德国共产党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由于我反对他们的空想和浮夸而生我的气。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1]1846年11月1日安年科夫给马克思的信在谈到蒲鲁东的书时这样写道：“老实说，我认为著作的结构本身只不过是观察了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的人的幻想的结果，而并不是研究某一题目及其逻辑发展的必然的结论。”
[2]马克思在这里指他曾经打算写的一本着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从1843年年底起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在1844年春天已经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报刊上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所写的手稿只保存下来一部分，即《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由于要写《神圣家族》，马克思暂时放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直到1844年12月才又从事这一工作。马克思在1845—1846年研究英国、法国和其它国家的经济学家的著作所做的大量的大纲、摘要和札记现在还保存着。可是就是这一次马克思也没有实现他的计划。马克思在1845年2月1日和出版商列斯凯签订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出版合同，在1847年2月被出版商取消。
[3]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