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州地区文革概况

从全面发动到大动乱

    1966年5月30日，柳州地委书记王杞桓向地直机关干部职工作《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报告。6月7日，成立地委文化革命小组。22日，召开地直机关干部大会，批判所谓“邓拓黑帮的罪行”。6月中旬，地委指定柳州专区文工团作为地直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派出工作组进驻文工团。工作组进驻后，文工团的干部职工对工作组的做法有意见，贴出大字报批评，有13人被诬为“反革命”，“牛鬼蛇神”。6月30日，在三江县参加“四清”运动的中央民院师生要求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没有得到批准，师生写大字报揭发“四清”县团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四清”县团部静坐绝食，冲击团部，县团将此定为反革命事件，这就是轰动南宁、柳州的“三江事件”。7、8月间，专区各县按照“四清”运动的布置，结合“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利用署假集训 9600多各中小学教师。在集训期间，有400多人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牛鬼蛇神”、“黑帮分子”等罪名，受到批斗。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决定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1月，地委文化革命小组根据中共中央1966 年10月5日紧急指示和11月16日的补充规定，给  前段因批评领导和工作组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  分子”、“牛鬼蛇神”的干部职工平反。12月，地委学习和贯彻《区党委对处理三江问题的初步检查和解  决三江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王杞桓、陈泳代表地委检讨处理三江问题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从此，柳州专区“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开展阶段。各中小学校普遍成立红卫兵、红小兵组织，他们  走上街头，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新习惯），涂改路名，抄家焚书，破坏文物古迹。10月以后，各级党政部门也相继受到冲击，形形色色的大字报贴满机关、学校、街道；各种造反组织纷纷成立。1967年1月14日～24日，地专机关群众组织分别召开“揭发批判地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罪行”和“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把所有被批斗的地委书记、常委、部长挂牌游街。此后，又出现大串连高潮和向政府要钱、要粮、要物的“经济主义”歪风；大搞“红海洋”运动；使国家经济受到很大损失。

1967 年初，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策划的上海夺权即所谓“一月风暴”刮到柳州。由地专机关部分群众组织联合，首先于1月25日夺了地委、行署大权。在此影响下，各县、各单位群众组织纷纷夺了本单位的权，使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至基层组织，全部陷于瘫痪。中共中央鉴于这种情况，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进行三支(支工、支农、支左)两军(军管、军训)。3月14日．柳州军分区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维持经济工作的正常进行。2月 17日，柳州军分区发表《坚决支持柳州地专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战斗兵团“1·25”夺权》的声明。4月18日，驻柳州部队支左办公室和柳州军分区又联合表态支持“1．25”夺权。“1·25"夺权以后，柳州专区群众组织围绕“1．25”夺权和支持谁的问题，逐步分裂成为“柳州地专无产阶级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简称“地专联司”)和“柳州造反大军地专总部”(简称“地专总部”)对立的两大派组织。从“1．25”夺权到4月底止，地专联司组织揭发公布了67个所谓“走资派”材料，把部份地委、行署领导当作“走资派”进行批斗，召开10次大型批斗会，战线批斗32次，单位批斗178次。

在林彪、江青“打倒一切”、“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柳州专区两大派之间的斗争逐步升级，由文斗发展到武斗，从棍棒石头，发展到真枪真炮。使工厂停工，商店关门，交通中断。周恩来总理为了制止广西事态发展，先后7次接见广西两派群众组织代表，经过耐心的教育说服，两派才勉强达成大联合的协议，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广西问题的决定》、《广西两派大联合协议》。柳州地专两派也达成了大联合协议。3月至4月，柳州专区所属11个县有10个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地专各单位也成立革命领导小组。

但是，由于派旗不倒、组织尚存，冲突仍旧此起彼伏。1968年2月16日，“地专联司”、“柳州联指工交兵团”和“象州联指"300多名武斗人员支援“融安联指”，攻打被融安造反大军占领的东圩、铜鼓桥、直属粮库，打死23人。4月20日，“柳州造反大军”拦截柳江洛满三代会汽车，抢走车上全部现金和枪支弹药，打死1人，打伤12人。此后，两派各自设立据点，筹集武器，基本形成以柳江河为界，“造反大军”占据河南，“联指”占据河北的对峙局面。5月21 日。“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抢夺军列8个车皮的子弹1700多万发。25日又夺走前来收缴被抢物资部队的枪支700多支，扬言要在6月20日拿下河北。与此同时，“地专联司”、“柳州联指”和柳江、柳城、武宣、来宾、鹿寨、象州等县人武部在象州县石龙镇召开“联防会”，布置迅速组织各县民兵进入柳州市围剿“造反大军”，决心“收复河南”，把“造反大军消灭光”。大规模的武斗，使柳州地、市、县许多机关、街道、商店、民房被炸毁、焚烧，铁路运输一再中断。中共中央三令五申，亦未能制止。

1968 年5月28日至6月4日，柳州军分区在柳州饭店召开各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第一次会议。会议认为，“5．21"抢军列物资和“5．25"抢解放军武器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是阶级敌人策划的，对这些“阶级敌人”必须实行坚决镇压。并提出：①发动群众去专政，对敌人不能手软。②没有枪杆子不行，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不要等出了问题才动手。会议总结报告中强调：“要向阶级敌人发动持久的猛烈进攻。”“各级领导干部要克服两怕(怕打击敌人，怕群众运动过头)、一松(松懈情绪)的右倾保守思想，这是狠抓阶级斗争的关键。”并具体部署：“①要刮十二级台风，要专坏人的政，大小会斗，搞展览、游街示众等。②要建立人民纠察队，纠察队的任务是设哨卡、清查坏人，对坏人专政”。会后，各县分别召开会议传达贯彻。

  7 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广西问题的《七．三布告》。强令两派停止武斗；保证铁路运输畅通；交回抢夺的援越物资和枪支弹药．外地人员立即返回单位；惩办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七．三布告》下达后，民兵进攻柳州市计划停止，各自退回本县，大部分地方武斗停息。按照军分区召开的会议和《七．三布告》的精神，全专区掀起了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的高潮，造成了乱批、乱斗、乱杀人的严重后果。据各县 1983年“处遗”时统计，全地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死和迫害致死的有9000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在军分区召开各县革委会主任第一次会议之后，地区革委会成立之前造成的。

上述两年大动乱，使国家和人民财产受到严重损失。特别是在发生大规模武斗的地方，工厂停工，商店关门，交通中断，房屋被毁，损失惨重。柳州专区1966 年工业总产值9234万元，1968年4246万元，比1966年下降117．47％。铁路客运量1966年59万人，1968年35万人，比1966年下降68．57％。铁路货物运输量1966年124万吨公里，1968年62万吨公里，比1966年下降62．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66年 13208万元，1968年10077万元，比1966年下降31．07％。

斗、批、改 

1968 年8月20日，柳州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专区革委会成立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文化大革命”运动转入“斗、批、改”阶段。9月1日，专区革委会首先在柳城县举办千多人参加的斗、批、改学习班，大小会多次批斗王杞桓等8人。9月20日，专区革委成立斗、批、改领导小组。接着专区革委决定把王杞桓定为 “走资派”并上报区革委会，并组织专门批斗王杞桓的批斗小组，整理成《批倒批臭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杞桓》的材料。10月18日，立案审查 30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儿月儿日，决定对王杞桓、陈泳、金宝生等20多名地委、行署领导实行监护审查。11月25日，地、市、柳铁三家联合分别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杞桓、梁山、张炎等地、市、柳铁领导干部。12月24日，将地专直属各战线审查的200多名领导干部统一集中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审查。 1968～1975年全专区共有1239名领导干部被当作“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关进监狱或“牛棚”(即“牛鬼蛇神” 集中住处)。

与此同时，大搞“清理阶级队伍”。柳州地下党也被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列入“大案”、“要案”进行全面审查。1969年5月29日，地区“101” 专案调查组，拟定《关于“101”专案的调查方案》(“101"是审查地下党组织专案的代号)，这个方案由专区革委会第三办公室转发各县，此后，各县对地下党进行审查。象州县把247名中共党员和游击队员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其中32人被打致伤致残，有的被开除党籍、公职。

1968 年10月21日，专区革委会和柳州军分区联合发布《关于广西四．二二造反大军的“大巷农总武卫连”、“斗私批修兵团”、“广西四．二二融安青年近卫军”反革命罪行》第l号公告。使一大批干部群众遭到残酷的迫害，造成了严重后果。10月23日，地专革委统计，到9月底止，依靠群众向阶级敌人进攻，揪斗“牛鬼蛇神"21682人。

1970年2月5日，在全专区开展“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成立“二．五”办公室。对地专机关40多名受审查的领导干部进行抄家。

1970～1976年，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全地区清查“五．一六”重点单位11个，立案审查87人(其中地直机关47人)。在清查中，被审查对象一切行动受到限制，甚至刑讯逼供和摧残，逼使1人自杀，3人神经失常。

批修批资总体战

1971 年1月14日，专区革委召开第八次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的决定》。号召全专区学习大寨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 1974年12月24日，地委邀请陈永贵、郭凤莲等到柳州作报告。决定学大寨要大批促大干，大打总体战，歼灭战。1975年5月，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分批赴大寨参观学习，把大寨整套“左”的做法照搬过来，将批判资本主义推向新的高潮。地委在学大寨，大打“批修批资总体战”中，采取了一系列堵“资本主义道路” 的措施。如规定不准自留地商品化；不准私人搞运输捞钱；不准外出搞野马副业；粮食、油料、食糖、烤烟、黄红麻、木材等农副产品，一律不准进入集市贸易；所有农村集市，一律改为每星期一圩；生产队要“以粮为纲”，以种养为主，不能“以钱为纲”搞自由种植，搞副业赚钱等等。各地根据上述规定，“割资本主义尾巴”，“挖修正主义根子”，使农村经济生活发生了混乱。金秀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搞“以粮为纲”，全县毁林开荒造田造地3133公顷，破坏了水土保持和森林资源。地委工作队在鹿寨县江口街发现陈大养母猪、母鸡、母鸭、母狗、母兔100多只，当作资本主义暴发户“百母之家”的典型进行批判斗争，逼迫陈大将“百母”全部卖给国家。

1976年6月，地委又把“批修批资总体战”同“反击右倾翻案风”结合起来，坚持城乡一起搞，党内外一起搞，上下左右一起搞，把“总体战”的错误推向更加严重的地步。在总体战中，全专区批斗了所谓“热衷于搞资本主义”的干部群众达6000多人。

出处：http://www.lbsdj.com/history/Print.asp?ArticleID=6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