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manche 30 juillet 2006
SS #5
Le spectacle ne peut être compris comme l'abus d'un mode de la vision, le produit des techniques de diffusion massive des images. Il est bien plutôt une Weltanschauung devenue effective, matériellement traduite. C'est une vision du monde qui s'est objectivée.
奇境不能理解为影像传播技术造成的某种视觉方式的滥用。毋宁说，它是一种已变成实际、已在物质上转译了的Weltanschauung [世界观]。它是一种对象化了的关于世界的视象。
SS #4
Le spectacle n'est pas un ensemble d'images, mais un rapport social entre des personnes, médiatisé par des images.
奇境不是一大堆映象的集合体，而是一种以映象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联。
SS #3
Le spectacle se représente à la fois comme la société même, comme une partie de la société, et comme instrument d'unification. En tant que partie de la société, il est expressément le secteur qui concentre tout regard et toute conscience. Du fait même que ce secteur est séparé, il est le lieu du regard abusé et de la fausse conscience ; et l'unification qu'il accomplit n'est rien d'autre qu'un langage officiel de la séparation généralisée.
奇境把自己同时再现为社会本身，一个社会组成部分，以及统一化工具。作为社会组成部分，它显然是集中全部注视和全部意识的部门。但正因为这个部门是分离的，它不过是那些误用的注视和虚假意识的场所；而它完成的统一化不过是一种关于普遍分离的官方语言。
托洛茨基：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
勃洛克早就断定马雅可夫斯基是个“了不起的天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雅可夫斯基的确是才华横溢的。可他并不是个和谐的天才。不过，在十年剧变之时，在两个时代还未愈合的伤疤处，艺术的和谐又从何而来呢？在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中，高峰往往与低谷交替出现，天才的张扬又往往是与陈旧的诗行、甚至是大喊大叫的粗野联系在一起的。
人们有一种看法，似乎马雅可丈斯基首先是个革命者，然后才是个诗人，尽管马雅可夫斯基本人也非常愿意是这样，但这不过是一种谬误。事实上，马雅可夫斯基首先是诗人和艺术家，是一个脱离了旧世界，但又未完全与之断绝联系的诗人和艺术家，只是在革命后他才开始寻找，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找到了自己在革命中的支点。但马雅可夫斯基并没有与革命彻底地融为一体，因为在革命的准备时期他还没有站到革命一边。如果在一个大的范围里考察这个问题，那么，马雅可夫斯基就不仅是“歌手”，而且也是交替时代的牺牲品。这个时代虽然以过去无可比拟的力量造就了新文化的成分，但对献身革命的个别诗人或整整一代诗人的和谐发展来说，它就显得过于缓慢和充满矛盾了。内在和谐的缺乏由此产生，创作风格，语言的韵律以及形象手法上的不足也随之表现出来。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中，有激情的热浪，也有与时代和阶级极不相称的放荡不羁，后者或许可以说是诗人用以防备外部世界伤害的、简直是索然无味的玩笑。有时，这好象不仅是艺术上的，而且也是心理上的虚伪。可是，并不是这样的！就在诗人临死前的通信中也有这种情调；诗人以“事情坏了！”这句话为自己下的结论，其代价是惨重的。如果说，在为时已晚的浪漫主义作家亨里希·海涅的作品中有抒情和讽刺（讽刺与抒情相对，同时又在捍卫抒情），那么，在后来的“未来主义者”弗·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中也兼有昂奋的激情与粗俗的文字（粗野与激情相对，同时也捍卫了这种激情）。
关于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官方报道是以“书记处”校订过的审判记录似的语言匆匆宣布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
“……与诗人的文学和社会活动没有任何联系”。
这就是说，马雅可夫斯基出于自愿的死与他的生活是无关的，或者说他的生活同他革命诗歌的创作无关，一句话，他的死只是警察制度下的一桩奇闻。这是不真实、不该有，也是不明智的解释！“生活之舟已经搁浅”，——马雅可夫斯基临死前在一首诗中这样评述自己的个人生活。这意味着，为避开难以忍受的个人痛苦，“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已不再有足够的力量将他超脱于日常生活之上。这怎么能说是“没有任何联系”呢？
现行的官方“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体系建立在对文化成熟的速度和规律完全不理解的基础上，——在文学方面如此，在经济方面亦如此。为“无产阶级文化”而斗争在十月革命之初有着空想的理想主义性质，它与把人们限制在五年计划框子里的“全盘集体化”有某种相通之处，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斗争曾遭到列宁和笔者的反对。近几年，这种斗争又成了艺术官僚的瞎指挥，并且也毁了艺术。象绥拉菲莫维奇、格拉特科夫等资产阶级文学的失败者被当作了无产阶级文学外围的经典作家。阿韦尔巴赫之类一瞬即逝的小人物被誉为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别林斯基。莫洛托夫手中握有文学艺术的最高领导权，他竭力反对人的天性中的任何创造性的东西。莫洛托夫的助手是古谢夫[1]，这更糟糕！他在别的方面是行家，唯独对艺术是外行。这种人选完全是革命政府阶层官僚主义的腐化所致。莫洛托夫和古谢夫将御用的“革命”淫秽文学抬高到了集体马拉什金化的文学之上。
肩负有创造新文学和新文化成份之使命的无产阶级青年的优秀代表其实是在那些以自己的粗野无知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的人物领导之下。
的确，同旧俄罗斯文学最后一代作家——也许这代人还没来得及得到文学的承认——中的任何人相比，马雅可夫斯基都更大胆、更英勇地寻找与革命的联系，并且，他也相当出色地实现了这种联系。但是，深刻的裂痕还是在他身上保留下来了。革命的普遍矛盾对于追求完美形式的艺术来说本来就是痛苦的，除此之外，近年来又出现了刻意模仿的滑坡。马雅可夫斯基准备在极其琐碎的日常工作中为时代服务的同时，不得不排除假革命的官僚主义的干扰，虽然，在理论上他不善于弄明白它，也没有找到克服它的方法。他完全可以说：“我不曾受雇佣。”他长时间地坚持着不去加入行政的阿韦尔巴赫式的“无产阶级”说谎文学集体社。由此，他重又萌发了在“左翼艺术战线”旗帜下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勇敢者十字军骑士勋章的念头，他意在奖励那些出于良心，而非出于恐惧而为这种革命服务的人们。当然，左翼艺术战线也曾无力将自己的韵律强加给“一亿五千万”人，因为革命涨落的进程是十分复杂和深奥的。这年的一月，马雅可夫斯基迫于环境的压力，最终说服自己加入了“瓦普”（全苏无产阶级诗人同盟），这时离他自杀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马雅可夫斯基并没因此得到什么，相反，他还失去了点什么。而当诗人从“日常生活”、从个人和社会的矛盾中解脱，让自己的“小舟”沉底的时候，“真正受雇佣的”官僚文学的代表们则声称：“不可理解，不可思议”，他们表示，不仅马雅可夫斯基这个人诗人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理解的”，而且整个时代的矛盾他们也是“不理解的”。
如果仅仅用官方所谓“没有任何联系的话”来解答苏俄最大的诗人最终的结局，那么，显而易见，建立在有生气和真正革命文学阵营中那些急先锋身上的无产阶级诗人的官方强制性和思想上毫无归宿的联合就是不道德的。对于“在最短的时期”内建成新文化来说，这种事情也是很微不足道的。
马雅可夫斯基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直接奠基人，这里的原因如同在单独一个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一样。但在时代转折的斗争中，他是一名语言的勇敢挑战者，是新社会文学的无可非议的先驱。
[1]古谢夫（1874--1933年），俄国革命活动家，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任中央报刊部部长等要职。——译注
摘自《托洛茨基回忆录》
马克思评蒲鲁东《贫困的哲学》
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安年科夫先生：
如果不是我的书商拖到上星期才把蒲鲁东先生的著作《贫困的哲学》给我寄来，那您早就接到我对您11月1日来信的回信了。为了能够立即把我的意见告诉您，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把这本书浏览了一遍。由于读得很仓促，我不能深入细节，而只能对您谈谈这本书给我的一般印象。假如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在下一封信里来谈谈细节。
我必须坦白地对您说，我认为它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您自己在来信里对蒲鲁东先生在这一杂乱无章而妄自尊大的著作中所炫耀的“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1]曾经取笑了一番，但是您认为哲学之毒并没有感染他的经济学论述。我也丝毫不把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论述中的错误归咎于他的哲学。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engrènement]——如果用蒲鲁东先生像借用其他许多东西那样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这个名词来表示的话——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
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谈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认为它永无谬误，认为它永远等于它自身，认为只要正确地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呢？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
他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开这个哑谜的钥匙。蒲鲁东先生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发现进步是在历史中实现的。最后，他发现，人们作为个人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但是，蒲鲁东先生既然承认自己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他在使用普遍理性、上帝等等响亮的字眼时就承认了这一点——，岂不是含蓄地和必然地承认他不能理解经济发展吗？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业。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各种规则的保护下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于是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这些形式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这正是蒲鲁东先生没有理解、尤其是没有证明的。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17、18和19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词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着花很多力量就可以向您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
蒲鲁东先生的书一开头就论述价值，论述他的这个拿手好戏。我这次不来分析他书中的这些论述。
永恒理性的一系列经济进化是从分工开始的。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难道等级制度不是某种分工吗？难道行会制度不是另一种分工吗？难道在英国开始于17世纪中叶而结束于18世纪末叶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分工不是又和现代大工业中的分工截然不同吗？
蒲鲁东先生离开真理这样遥远，竟然忘记了连普通经济学家都会做的事情。他谈分工时，竟没有感到必须谈世界市场。真行！难道14世纪和15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17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
但是还不止于此。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难道这一切不是一定要随着分工的改变而改变吗？
蒲鲁东先生竟如此不懂得分工问题，甚至没有提到例如在德国从9—12世纪发生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样，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这种分离必然成为永恒的规律，因为他既不知道这种分离的来源，也不知道这种分离的发展。他在他的整本书中都这样论述，仿佛这个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直会存在到世界末日似的。蒲鲁东先生就分工问题所说的一切，最多不过是亚当·斯密和其他成百上千的人在他以前说过的东西的归纳，并且是个很表面、很不完备的归纳。
第二个进化是机器。在蒲鲁东先生那里，分工和机器间的联系是十分神秘的。每一种分工都有其特殊的生产工具。例如，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人们并不是一切工作都用双手来做。他们已经有了工具，而且是很复杂的工具，如车床、帆船、杠杆等等。
由此可见，把机器的产生看作一般分工的结果，是再可笑不过了。
我再顺便指出一点：蒲鲁东先生由于不懂得机器产生的历史，就更不懂得机器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在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时期——以前，消费的需求一般说来比生产增长得快，机器的发展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从1825年起，机器的发明和运用只是雇主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而这一点也适用于英国。至于欧洲各国，那么迫使它们使用机器的，是英国在它们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最后，在北美，机器的引进既由于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也由于人手不够，即由于北美的人口和工业上的需求不相称。根据这些事实您就可以得出结论：蒲鲁东先生把竞争这个鬼怪召来当作第三个进化，当作机器的反题，是表现得多么明达呵！
最后，把机器说成一种同分工、竞争、信贷等等并列的经济范畴，这根本就是极其荒谬的。
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像拉犁的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
当蒲鲁东先生按照这里列举的次序在自己的头脑中发展出竞争、垄断、税收或警察、贸易平衡、信贷和所有制的时候，他真是在大显身手。在英国，几乎全部信贷事业都在机器发明以前的18世纪初就发展起来了。公债不过是增加税收和满足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所造成的新需要的一种新方式。
最后，所有制形成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蒲鲁东先生的分工和所有其他范畴都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东西；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另一时代的所有制，封建所有制，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蒲鲁东先生把所有制规定为独立的关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纽带，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
因此，为了说明发展，蒲鲁东先生不得不求救于虚构。他想象分工、信贷、机器等等都是为他的固定观念即平等观念而发明出来的。他的说明是极其天真的。这些东西都是特意为了平等而发明出来的，但是不幸它们掉过头来反对平等了。这就是他的全部论断。换句话说，他作出一种主观随意的假设，而因为实际发展进程和他的虚构每一步都是矛盾的，他就作出结论说，这里存在着矛盾。他对我们隐瞒了一点，这就是矛盾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这样，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作实在的、暂时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已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在这里，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的确陷入了严重的智力上的痉挛。既然所有这些经济范畴都是从上帝的心里流出来的东西，既然它们是人们的隐蔽的和永恒的生命，那么为什么：第一，有发展存在；第二，蒲鲁东先生不是一个保守分子？他认为这些明显的矛盾是由于有一整串对抗存在。
现在我们举个例子来阐明这一串对抗。
垄断是好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因而是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东西。竞争是好东西，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但是，不好的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不好的是垄断和竞争在相互吞并。该怎么办呢？因为上帝的这两个永恒思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蒲鲁东先生就以为上帝的心怀里同样有这两个思想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垄断的祸害被竞争所抵消，而竞争的祸害则由垄断所抵销。两个观念互相斗争所引起的最终结果，将仅仅使它们的好的方面表露出来。应该从上帝那里夺取这个秘密的思想，然后加以运用，于是就万事大吉了。应该发现这个深藏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里面的综合公式。而蒲鲁东先生毫不犹豫地以发现者的身分出现了。
但是，请稍稍看一下现实生活吧。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您不仅可以看到竞争和垄断，而且可以看到它们的综合，这个综合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竞争，竞争产生垄断。但是，这个方程式远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能消除现代状况的困难，反而会造成更困难、更混乱的状况。因此，如果改变现代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消灭现代的生产方式，那就不仅会消灭竞争、垄断以及它们的对抗，而且还会消灭它们的统一、它们的综合，亦即消灭使竞争和垄断达到真正平衡的运动。
现在我给您举一个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的例子。
自由和奴隶制形成一种对抗。我没有必要谈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至于奴隶制，那么它的坏的方面就不必去说了。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奴隶制的好的方面。这里所说的，不是间接奴隶制，即对无产者的奴役。这里所说的，是直接奴隶制，即在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
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枢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混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但是，让奴隶制消失，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可见，正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奴隶制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在各个民族中存在。现代各民族善于在本国把奴隶制如何掩饰起来，而在新大陆则公开地推行它。这样思考过奴隶制以后，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又将怎么办呢？他会寻找自由和奴隶制的综合，寻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
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了解这么点东西确是一个大功劳！可是，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性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刚刚相反，抽象、范畴是始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就本身来说，即把它们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不动的。它不过是一种纯理性的存在，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
这样，当作范畴来看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说来，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的公式。
换个方式说：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市民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综合，寻求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其实，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即如果把它们看作抽象的观念，是生活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它们在实践中还得大加改善。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性的和暂时的方式，也正像封建方式的情况一样。他们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可能的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人不再是资产者。
所以，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变革现代世界的历史运动，对他来说不过是要发现两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的平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个机灵的家伙就借用他的敏锐感觉来发现上帝的隐秘思想，发现两个孤立思想的统一，而这两个思想所以是孤立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把它们从实际生活中孤立出来，把它们从现代生产即作为这两个思想所表现的种种现实的结合物的现代生产中孤立出来。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总之，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可见，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您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运动。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范畴必须改变，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
蒲鲁东先生一心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完全像一个空论的政治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作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作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而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建立在现代运动的基础上，在这个运动中，各个力量时而取胜时而失败。例如，在18世纪，许多平庸的人物都曾努力发现一个真正的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议会等等平衡起来，而第二天早晨就无论国王、议会或贵族都消失了。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体制的对抗的基础。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以许多形式重复表现出来的二元论。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对抗不过是表明蒲鲁东先生不能了解他所神化了的各种范畴的世俗的起源和平凡的历史罢了。
我的信已经太长了，所以我不能谈到蒲鲁东先生对共产主义的可笑的责难。暂时您会承认：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
只有一点我完全同意蒲鲁东先生，这就是他对社会主义温情的厌恶。在他以前，我因嘲笑那种绵羊般的、温情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招致许多敌视。但是，蒲鲁东先生用他的小资产者的温情（我指的是他关于家庭生活、关于夫妻恩爱的空谈及其一切庸俗议论）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温情（这种温情在譬如傅立叶那里要比我们的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大言不惭的庸俗议论高深得多呢）时，岂不是给自己造成一些奇怪的幻想？他本人感到自己的论据异常空洞，感到完全无力谈论这一切东西，甚至突然忘形地恼怒起来，表示高尚的愤激，嚎叫，发疯发狂，肆口漫骂，指天画日，赌咒发誓，捶胸拍案，满口吹嘘说他丝毫没有沾染社会主义的龌龊！他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温情或他所视为温情的东西加以批评。他像一个圣徒，像一个教皇，无情地惩戒可怜的罪人，竭力颂扬小资产阶级以及那种小气的爱情的和宗法的家庭幻想。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迫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骄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在理论中表现出他在实践中的面目，而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一切正在准备中的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
我本来很想随信把我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2]寄给您，但是直到现在，我既未能出版这本书，也未能出版我曾在布鲁塞尔向您说过的对德国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那篇批判[3]。您很难想象，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与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利益攸关的出版商。至于我们自己的党，那么它不仅很贫困，而且德国共产党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由于我反对他们的空想和浮夸而生我的气。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1]1846年11月1日安年科夫给马克思的信在谈到蒲鲁东的书时这样写道：“老实说，我认为著作的结构本身只不过是观察了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的人的幻想的结果，而并不是研究某一题目及其逻辑发展的必然的结论。”
[2]马克思在这里指他曾经打算写的一本着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从1843年年底起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在1844年春天已经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报刊上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所写的手稿只保存下来一部分，即《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由于要写《神圣家族》，马克思暂时放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直到1844年12月才又从事这一工作。马克思在1845—1846年研究英国、法国和其它国家的经济学家的著作所做的大量的大纲、摘要和札记现在还保存着。可是就是这一次马克思也没有实现他的计划。马克思在1845年2月1日和出版商列斯凯签订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出版合同，在1847年2月被出版商取消。
[3]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李白白的静夜诗
■ 李白白的静夜诗
床前明月光光，
疑是地上霜霜。
举头望明月月，
低头思故乡乡。
■ 春春晓
春春眠不觉晓，
处处处闻啼鸟。
夜夜来风雨声，
花花落知多少？
春眠眠不觉晓，
处处处闻啼鸟。
夜来来风雨声，
花落落知多少？
春眠不不觉晓，
处处闻闻啼鸟。
夜来风风雨声，
花落知知多少？
春眠不觉觉晓，
处处闻啼啼鸟。
夜来风雨雨声，
花落知多多少？
春眠不觉晓晓，
处处闻啼鸟鸟。
夜来风雨声声，
花落知多少少？
罗池败于体制
MD5作战flash版，v 1.03扩大版
罗池 HP:373 攻:83 防:91 速:71 技:44 运:100
体制 HP:186 攻:41 防:88 速:81 技:58 运:98
[体制]向[罗池]发起攻击，但是被[罗池]闪开了
[罗池]向[体制]投毒，[体制]体力减半
[体制]向[罗池]发起攻击，但是被[罗池]闪开了
[罗池]向[体制]发起攻击，但是被[体制]闪开了
[体制]向[罗池]发起攻击，[罗池]受到17点伤害
[罗池]向[体制]发起攻击，[体制]受到28点伤害
[体制]向[罗池]发起攻击，[罗池]受到7点伤害
[罗池]向[体制]发起攻击，但是被[体制]闪开了
[体制]开始诅咒[罗池]，[罗池]所有数值下降
[罗池]向[体制]发起攻击，但是被[体制]闪开了
[体制]开始诅咒[罗池]，[罗池]所有数值下降
[罗池]向[体制]发起攻击，[体制]受到20点伤害
[体制]发疯了 上前咬了[罗池]一口，[罗池]受到67点伤害
[体制]发动连击
[体制]向[罗池]发起攻击，但是被[罗池]闪开了
[罗池]向[体制]发起攻击，但是被[体制]闪开了
[体制]向[罗池]发起攻击，[罗池]受到29点伤害
[罗池]开始诅咒[体制]，但是被[体制]闪开了
[体制]向[罗池]发起攻击，[罗池]受到25点伤害
[体制]发动连击
[体制]向[罗池]发起攻击，[罗池]受到50点伤害
[体制]发动连击
[体制]向[罗池]发起攻击，但是被[罗池]闪开了
[罗池]向[体制]发起攻击，但是被[体制]闪开了
[体制]向[罗池]发起攻击，[罗池]受到78点伤害
[罗池]向[体制]发起攻击，但是被[体制]闪开了
[体制]向[罗池]发起攻击，[罗池]受到21点伤害
[罗池]向[体制]发起攻击，但是却被[体制]绊倒了，[罗池]受到95点伤害
[罗池]被击败了